第一章（1）

上海篇

第一章

東渡日本

母親讓我走上證券生涯

醫生的診斷非常明確，母親是癌症晚期，餘下的日子沒幾個月，這個瘦弱的身軀再也無法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風擋雨了。在母親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終沒有放棄東渡日本的機會——只有學到更多的本領，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讓母親安心地放下她承載了多年的重擔。

身後的目光

1987年秋天，我揹著簡單的行囊離開了家，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一年的研修。能夠透過重重選拔和考試獲得赴日研修的機會，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但是我離開家的時候，心情卻十分沉重，因為此時，我的母親已經確診為癌症晚期。

在那個沒有網路、電話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國後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聯絡的方式只有往來緩慢的書信，而研修期間也不能隨意地中斷學業歸國。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決定赴日研修，那麼我和母親就將從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醫生的正式通知之後，我決心放棄這次研修機會，陪伴母親度過她最後的時光。

就在這個時候，我的母親卻作出了一個改變我命運的決定，她堅決不讓我放棄這個機會，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學業。她讓家人、同事輪番勸我，列舉了諸如：醫療方面有醫院和醫生，照顧的人有親戚朋友，日本離上海不遠、有事隨時可以回來等等理由。這些勉強尋找出來的理由，在我對母親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麼蒼白無力，無法撼動我留下來陪伴母親的決心。

但是，有一個理由我無法反駁——在母親心中，我是這個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將離去的時候，我有責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擔。

第一章東渡日本

在街坊鄰里眼中，我母親是個瘦弱而賢惠的女人，但是在我們兄弟姐妹心中，母親卻是這個家庭的脊樑。1966年的一天，我父親單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來我家抄家，父親事先得到訊息沒回家，於是我母親被拉到臺上去替我父親挨批鬥。躁動的人群中，母親本來就單薄的身軀更加瘦小，她那麼馴服，讓低頭就低頭，讓做什麼就做什麼。即使這樣，還有人不滿意，讓母親用脖子夾著一張紙，連續幾個小時保持這樣的姿勢。家被抄了以後，父親沒有了工資，只能靠母親四處打零工讓我們這個家庭挺過最艱難的日子。

說來奇怪，每次我想起母親的時候，眼前總是浮現出她拼命低頭用脖子夾住那張紙的樣子。也許，這種讓人感到屈辱的姿勢卻恰好詮釋了母親的偉大——忍辱負重，竭力保護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醫生的診斷非常明確，母親是癌症晚期，餘下的日子沒幾個月，這個瘦弱的身軀再也無法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風擋雨了。在母親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終沒有放棄東渡日本的機會——只有學到更多的本領，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讓母親安心地放下她承載了多年的重擔。

我離開家的那一天，家裡的氣氛很平和。儘管我心中已經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親的永別，但是心中還是存有僥倖萬一的想法，不願意做出生離死別的樣子。當時，母親已經臥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時，回想起我去北大荒雙河屯插隊前和母親的告別，難抑心中的悲痛。

我報名去北大荒，事先沒有徵求家裡人的意見，因此當學校敲鑼打鼓送來“喜報”時，家人都驚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戶口登出了，似軍裝非軍裝的服裝也領回來了，那段時間家裡失去了歡笑，母親流著眼淚為我準備行裝，並悄悄往我的行李裡裝香腸和火腿。出發的那天，我和父親跟母親約定：到時候誰都不能哭！但我還是看到母親滿臉的淚水，我趕緊迴轉身，怕他們看到我已奪眶而出的眼淚。

第一章（2）

下鄉時期，右一是我

我無法忘卻母親為我送行的那一幕，當載著我們的客輪駛至江心，碼頭上送別的人群已辨認不清，淚眼矇矓中，我看見一個瘦小的身影不斷地揮舞著一根扁擔，我知道，那是我的母親。

這一次告別，躺在床上的母親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裡偷偷塞火腿和香腸了，再也無法拼命揮舞那根扁擔為我送別了……

走下樓梯的我，不敢回頭，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車。

到日本之後，每次我寫信回家詢問母親的病情，總是能得到一些讓我感到寬慰的訊息，雖然心存懷疑，但是感情強迫我接受這些“好訊息”。直到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從噩夢中驚醒，悲痛不已，哽咽聲把隔壁的同學都驚醒了。此後，我依然不斷接到母親好轉的訊息。一年的研修結束後，我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就在我噩夢驚醒的那幾天，因傷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幫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親的後事，他們約好對我隱瞞實情，因為他們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著放棄了研修。

家人告訴我，我出發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樓後，已經久病不起的母親硬是讓人把她從床上扶起來，站在窗前，靜靜地凝望著我一步一步地遠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願離開窗前。

是母親的決斷，讓我走上了證券業這條充滿荊棘與光榮的道路。而此後20多年的證券業生涯，無論何種困難和艱辛，甚至是牢獄之災，都無法讓我退縮，因為無論何時，我的身後總有一雙充滿慈愛、希冀和鼓勵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選拔

在我被推薦到北京去參加出國研修生的考試之前，甚至那之後，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麼。只是我的條件剛好滿足被推薦的要求，而我的經歷和習慣，讓我無法放棄任何一次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這次出國研修屬於中日兩國青年的交流專案。在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日兩國的關係處於較好階段，兩國領導人互訪時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紀”的目標，兩國之間從此開始開展青年交流專案。主要由中國青年聯合會選派中國青年，送到日本作為研修生，學習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備的知識和技術。因為機會難得，又是國家組織的專案，因此選拔的過程非常嚴格。先要經過層層篩選，接著要透過相關科目的考試，再進行一段時間的集訓之後，才能最終前往日本。

當時，對參加這次考試的人員的要求是：年齡35歲以下，科級幹部，大學學歷，懂日語，當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於1952年11月，滿足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

而我於1979年進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楊浦區辦事處工作。1984年，工商銀行成立，我又轉到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寶山區辦事處工作。我當時的職務是丨黨丨委成員、計劃信貸科科長兼信託分公司和資訊分公司經理，主要負責整個寶山區的工商信貸，包括現在大名鼎鼎的寶山鋼鐵總廠的信貸工作。因此，科級幹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後，透過在銀行專科學校的學習取得了大學學歷，也達到了選拔標準。

我唯一不怎麼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語水平。其實，這次赴北京的考試主要就是考察日語水平。我很清楚，我的日語水平應付一般的考試問題不大，但要到北京跟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高手們競爭，總感到有些底氣不足。因為我的日語主要是靠自學，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沒什麼正事，正趕上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日語廣播課程開課，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著廣播學，學完了日語廣播講座教材一至四冊。後來，我又參加了一個夜大日語培訓班，學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日語教材一至四冊以及日語會話等教材。

第一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