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1-21 09:10:55

形勢異常緊迫。

雖然當時全國抗日已大勢所趨，但在國內黨政界和知識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謂“低調俱樂部”，站在臺上的是汪精衛。

不過那時候他對究竟是和是戰，實際上還是晃來晃去，動搖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還發表了演說，題目就叫“最後關頭”。

口號還是很響亮的，他說要大家一齊犧牲，就算是國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燼，也不留一點“傀儡種子”，不讓日本人得到一點便宜。

可是幾天之後，這位仁兄的調子卻又變了。

面對日軍在華北的迅猛推進和29軍的一觸即潰，他不要大家“一齊犧牲”了，而是“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更具體一點說，就是“不唱高調”。

作為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當時肯定還不能說出，日軍來勢實在兇猛，我們打他不過之類的話。

公開場合，他只能婉轉，唱不了京劇，唱唱越劇。私下裡，他對中日之戰一開始就是持悲觀態度的。

相對於黨政界，知識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戰”情緒。

張伯苓是民國年間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變”以前，他所創辦的“南開體系”已形成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戰中，他的南開大學校卻首當其衝遭了難，所有校舍都被衝進來的日軍騎兵焚燬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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