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他同那個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安德烈·伊里奇·納爾莫諾夫的兩次面對面會談。總統記得，他比較年輕些。在最初的幾次談話中，雙方都很謹慎，試探著對方，既尋找弱點，也尋找共同點，尋求優勢和妥協。那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一個或許真想改變事物的人，總統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碼？要是他把他們的集中經濟分散，引進市場力量並給它們一點自由（當然不要很多，只要讓經濟能夠執行就行了），又該怎麼辦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這種可能性：假想一個國家，有蘇聯人那樣的政治願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軍用優質產品的經濟作後盾。那會不會使蘇聯人重新相信他們的制度？會不會使他們在三十年代的那種使命感復活起來？我們將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危險的敵人。

另一方面，有人對他說，根本沒有“一點自由”那樣的東西——你可以去問問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賓的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的鬼魂。事態發展的勢頭可能把蘇聯帶出黑暗年代而進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紀。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許兩代，只要這個國家開始演化接近於一個自由國家，那有什麼不好？歷史還有另一個教訓：自由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打仗。

可真難作出選擇，總統暗自思付。我被人們回想起來，可能是個要把冷戰恢復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個希望豹子改變主意的波利安娜〔相當於我國的東郭先生，源於Eleanor Porter的小說。——譯者〕，結果只是發現它的牙齒長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穌，他眼睛看著那對話的雙方，在心裡對自己說，我考慮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敗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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