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卻辜負了這種信任，劉潔逆案之後，自恃皇帝的寵任，專制朝權，做事任性，急躁冒進，甚至收受賄賂，聚斂財富。隨著大批鮮卑官員被解職，各地留下許多任缺，崔浩加緊徵召士人為官，直接任命他所推薦冀、定、相、幽、並五州計程車人幾十人做各地郡守。太子拓跋晃說：“早先徵聘的人才，也是被作為州郡官入選的，他們擔任副職已經很久了，辛勤勞苦卻一直沒得到過朝廷的報答，應該首先補充他們作郡縣守令，讓新徵聘的人代替他們做郎吏。而且太守、縣令管理百姓，應該由經歷過世面、有經驗的人來擔當。”崔浩傲慢地拒絕太子提出的正確的折中意見，直接把這些人送到領導崗位。當時任職東宮，與崔浩一同編史的高允嘆息說：“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場災禍，為了滿足自己未必正確的私心而同長官對抗爭勝，他用什麼來保全自己呢？”

漢化方向是正確的，拓跋燾和他都明白，但崔浩制定的政策太過偏頗，維護一小撮人的利益，打擊一大片，怎麼能得到人民的支援呢？況且當時鮮卑帝國仍處在相對野蠻的狀態下，矛盾必將爆發，編修國史一事終於將他送上斷頭臺。

為加強文治，北魏朝廷開始修史，拓跋燾任命崔浩兼管秘書事務，讓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寫《國記》，指示他們要根據事實撰寫。崔浩以前曾經註解《易經》、《論語》、《詩經》、《書經》，當然他是基於高門士族的立場去註釋經典，隨意的曲解孔孟本意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寵信，他們一面奉承崔浩，上表請求皇帝讓崔浩繼續註釋《禮傳》，讓全國學習，並建議崔浩把他所撰寫的《國史》刻在石碑上，以此來顯示作者崔浩的秉筆直書。高允聽說這件事後，不無擔心得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郗標所搞的這一切，若有一點差錯，恐怕就會給崔家帶來萬世的災禍，我們這些人也不會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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