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晚些時候的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鑑》時，他毫不猶豫地採信了“牛僧孺傳”和“楊於陵傳”，把李吉甫列為罪魁禍首。在解釋自己為什麼不相信“李吉甫傳”中禍起裴均造謠時，司馬光是這樣說的：執政的宰相怎麼可能教唆舉子批評時政？裴均要造謠也不會找這麼荒謬的角度。

對司馬光的質疑，近代學者岑仲勉嗤之以鼻。宰相遇到自己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就讓地位低一些的官員或舉子出馬，自己暗中支援。這種可進可退的手法在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裴均造謠，聽起來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司馬光是史學泰斗，自己又當過宰相，怎麼提出如此幼稚的質疑？遇到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事蹟有一好一壞兩種記載、兩種解釋，司馬光總是選擇最壞的。換句話說，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李家父子。

既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只好推敲一下，究竟哪一個版本更接近真實？

最直接的甄別方法，當然是從那三份卷子中找答案。從情理上說，卷子批評了誰，誰就最有可能向天子控訴三位舉子和考官。

遺憾的是，牛僧孺和李宗閔的卷子到底寫了什麼，已經沒有人知道了。《全唐文》中只保留下皇甫湜的文章。在這篇策論中，沒有一個字句是攻訐（音jié）宰相李吉甫的，反倒頌揚宰相“公忠”、“憂勤奉職”。皇甫湜還建議皇帝每日都要和宰相交談，以免“漢之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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