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徵求直言。元嘉三十年七月初一，發生了日食，孝武帝隨即下詔稱：“天下還不太平，國家很多憂患，要實施善政，單單依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何況朕還寡德，又處於艱難時期，我是晝思夜想，坐以待旦。王公大臣們，只要是有好的建議，能夠移風易俗的，都不要隱瞞。”接到徵求直言的詔書後，周嶠的弟弟、建平王劉宏錄事參軍周朗上書稱：“孔子說過：‘治理天下如同放在掌中。’豈是虛言！國家政治興廢，完全在於用人，只是當代之君不這樣做罷了。何況當今亂離，而前朝的弊政卻依然行於今天，我將現在百姓的疾苦略陳一二：一是治理天下的本質是什麼？是教化人心。可是今天教化之事早已不再實行，百姓不知規矩，政府卻繼之以刑罰，這豈是為政之道？要想實施教化，可以在25戶人家中選舉一個保長，一百家中設定一個老師，男子13歲到17歲的，都要學習經書，18歲到20歲的，均要習武。教授他們忠孝仁義的道理，傳授他們射擊技術、兵法戰略。學習經書5年有成，就上報司徒；學習武藝3年有成，即升為司馬。如果經過7年學習，經書無成，經過5年學習，武藝不精，即使是公卿子弟，也終身不得做官。二是農桑是國家的根本，廢除金錢，使用布帛交易，這樣墾田自然會增加，並強化對墾荒者的獎勵，對撂荒者的處罰。三是徵稅要以人頭為準。四是減免勞役稅賦，規定女子年滿15歲尚未出嫁的，家人連坐；宮中的女僕要選擇不再嫁人的女子，一般人家的女僕，要下令放出自行婚配。五是今年長江以南大豐收，可以對能夠供應50人生活的人家賞賜一級爵位，這樣不過一千家這樣的人家就能養活十萬口人；對於流民發放糧種，讓他們到淮河以南耕作；凡是無業遊民和公家的官吏，每年徵發他們興修水利，淮北之民全部讓他們遷往淮南生活。六是身體中毒，一定要將枝節部分切掉，防止毒氣蔓延，歷城泗水之間，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有人認為敵人已經衰弱，沒什麼好迴避的，但豈不知我們比敵人更衰弱！有人說我們撤軍以後，敵人一定會趁虛南下，如果他們南下正符合我們的心願，胡人能南下的，都是山東的胡漢混血兒們，也是我們早就想讓他們歸順的人，漢人佔據了那裡，胡人自然遠去，他們來了，沒什麼不好。如今，守著孤城，白白浪費錢財，如果敵人派出三千騎兵，輪番南下，敵人並不勞累，而我們的邊境早就疲憊了，不出兩年，軍民將散盡。漢人屈服於胡人的時候，是因為胡人馬多；胡人屈服於漢人的時候，也是因為他們馬少，如今應該命令天下飼養一匹馬的，免除一個人的勞役，養三匹馬的，提拔一個人當吏。武將們出生入死，他們對於封賞要求的自然會很多，如今應對他們重賞重罰。沿著淮河一線的城堡，都要進行修復，暫時不要興兵，等到國內恢復以後，能夠湊集四十萬騎兵，且國內安定，糧食儲備足夠吃二十年，這樣才能興兵北伐，直抵漠北。七是如今世風日下，士大夫中十家有七家，兒子們都與父母分家，百姓們八家有五家就是這樣，更有甚者，父母的飢寒、存亡一概不知，親戚之間相互妒忌誹謗，不可勝數，應當明確下令，對於治家好的，要重賞，相反，要沒收他們的財產。服喪三年，這是天下的通例，陛下以大孝治天下，要一反短喪的錯誤，恢復三年之喪的古禮。八是節儉要從自身做起。以全天下供奉一位君主，不必擔心有匱乏，即使全身都戴滿金子，也不過一百兩，一年需要穿的好衣服，也不過幾件，為何要裝滿一箱一箱的金銀珠寶，一櫃一櫃的華里衣服呢？眼睛又不能經常觀看，身體又不能經常穿戴，這不過是給箱子和櫃子穿戴珠寶衣服，白白浪費國家資財。宮廷早上製作一件新衣，世間晚上都學會了，奢侈浪費的根源其實在宮中，以後，請對公主們的賞賜也要節制，對於製造奇技淫巧之物的工匠，要進行重罰。九是國家設定官職，是為了治民。這就要求官員要稱職，如今，要合併官職，唯才是舉，沒有才能的王侯，不應勉強讓其做官，況且，帝王之子即使沒有做官，誰敢說他下賤？十是那些僑置郡縣，要全部廢除。十一是內外要有別，以後對於公主替人求官的，該人終身不得做官，替人求情的，終身不得被赦免。十二是天下亟需的是人才，但人才卻很難被發現。現在的風氣是往往根據對人的讚揚或者誹謗，對人進行晉升或者處分，卻往往不仔細探究讚揚或者誹謗的緣由。十三是佛教流傳既廣，但出現了不少問題，應當嚴格佛教律令，對於敗壞教法的，要嚴格懲處，並應制止鬼巫之術。每個朝代都有直言之人，也都有徵求直言的詔書，但是，太平盛世卻並不是隨處可見，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是徵求直言的君主並不是出自真心，只是做做樣子罷了。”周朗與他的哥哥周嶠性格不同，周嶠懦弱，而周朗直爽，周嶠一直對周朗不感冒，不過，歷代勸諫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韓非子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說難》的文字，而周朗的直言說的也是太直接了，孝武帝看了，非常惱火，周朗自行辭職回家。謝莊也上書說：“詔書中說：‘貴族子弟不得從商，與百姓爭利。’這確實符合百姓意願。如果有誰違反，一定要予以制裁，如果不制裁，而顯示皇家的皇恩，這就是詔書雖下，而名不副實。臣私下認為，對於在朝中為官的，尤其不應當與民爭利，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四是整頓吏治。孝武帝繼位的第二年，改元為孝建元年，數日後，他就下詔稱：“吃飯是生活的第一要務，要解決吃飯問題，就必須重視農業；吏治是治理國家的第一要務，優秀人才當權國家才能安寧。國內大亂剛剛平定，但政治尚未修明，衣食不足，缺乏賢才。各地郡守要認真學習過去的規定，務必要勸課農桑，辛勤耕作的要予以表彰。選拔的秀才孝義，要唯才是舉，對於優秀人才要提拔重用，對於濫竽充數的，要遣返回鄉，並永遠禁錮，不得使用。尚書令是百官的根本，管理軍國所有的日常事務，過去各個部門事無鉅細都交由尚書令定奪，這不妥當，要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建立獎勤罰懶的制度，嚴格賞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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