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看似閒適高雅的東晉名士們，總與實際有所乖異，讓人嗟嘆的同時，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其間作秀的成分也一定不少。他們不知疲倦地談言與意、才與性、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沒有鴻篇鉅製，往往一鳴驚人；他們廢事功，輕武事，以忘身物外為高，以積極進取為劣；然而，為了家族利益，又不得不身居高位，爾虞我詐。姑且不說王導那句看似雋永的“元規塵汙人”的話，掩飾了幾多血雨惺風的慘烈爭鬥，即使是後來的名士們也多多少少透露出名不符實的馬腳來：殷浩的父親以“付諸洪喬”的灑脫讓人記住了他，然而，他在做長沙相的“貪殘”，又讓我們認識了名士的另一面；永和名士的執牛耳者劉惔，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毫無汲汲富貴之心。《世說新語，言語》“劉真長為丹陽尹”條記載：“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 ，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 ：‘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 。’劉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 ！’王逸少在坐，曰 ：‘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二人並有愧色。”說的就是隱士許詢在劉惔那裡住，床帳華麗，飲食豐美，許詢不禁說道：“如果能保持這樣，一定能勝過我在東山。”劉惔回答：“你明白吉凶由人的道理，我怎能儲存不了這地方呢？”王羲之說：“假設上古的隱士巢父和許由見到稷和契，他們大約不會說這樣的話。”說得兩人都十分羞愧。名士之間相互品評，但在品評中透露出不同的利益集團，以至於相互瞧不起，甚至為了名聲互相爭鬥，竟如市井小販。比如，王羲之與王述之間，王坦之與支遁，竺法潛與庾亮，孫綽與習鑿齒，支遁與於法開，謝萬與王述，桓溫與殷浩以及劉惔對桓溫的前倨後恭等等，鬧出的笑話不勝列舉。即便是被世人目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的王羲之，也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高不可及，王羲之本與孫綽、許詢是關係密切的好友，但是，等兩人去世後，卻說兩位亡友的壞話，連當時的人們都感覺不妥；至於他後來與王述之間的矛盾，並由此立下隱居的誓言，也為後人留下了不少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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