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清議參與的大都是知識階層，所以比民歌民謠看待問題更為深刻；也由於討論的大多為“形而上”的問題，所以比擊鼓鳴冤之類的就事論事更理性；因為屬於民間的討論品評，自然與臣子諫諍更多的自由度。

清議和前三者比較起來，顯得更為超脫，也更能代表當時社會主流的價值趨向。（一般情況下）

正如《紅樓夢》所說的“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那樣，漢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計程車人就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最高的理想：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漢代，儒家學者空前絕後地高尚和純粹，同時，社會上形成了品頭論足的濃厚氛圍，強大的輿論逐漸成為一個無形的政治勢力，這都使漢代計程車人高度重視品格的修為，除此之外，個人認為形成這種現象還由於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全社會強調道德的力量造成的：當時的官吏選拔是選舉徵辟，有社會輿論的清議才能被徵召，常出現因為一言之評而出將入相，反之，罷職丟官。這種任用辦法其實是把官吏的選拔建議權完全交給了社會，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到政府各級部門，那你說了，那也難免出現虛偽做作的人被誤選吧？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虛偽著做善事，那你是說他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呢？因為，漢代的清議追隨你一輩子，不是你當上官了，就沒有人再品評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對於公眾意見十分敏感，非常謹慎地行事，為了在贏得朝廷的讚譽和避免遭人恥笑。因此，顧炎武對清議的作用評價很高，他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日知錄·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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