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屆政府沒有不鼓勵生育的，農業文明的思維邏輯是：人頭決定兵力、地力和財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盡一切辦法鼓勵生育。執政者發現不了人口壓力與執政危機、社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係。中國人口問題很不幸地驗證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達到一定的極限，戰爭、瘟疫和其他災難就會成為減少人口的最後措施，貧困也成了全體中國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

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習慣於在政治方面找農民起義的原因。政治雖然是一個原因，當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壓力首先意味著大量多餘的勞動力，多餘的勞動力就意味著流民與饑民的增加。人口壓力還意味著勞動力的貶值，勞動力一旦貶值，即使沒有天災人禍，生活也將成為問題。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農民們再愚昧，也會選擇前者，於是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所謂的階級矛盾，首先是一個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其次才是社會公正及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三是政府對饑民的處置問題。

種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種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與低能是中國傳統政府的特色，我們常規的說法是小農經濟導致了官僚主義。還有中國政府是靠天吃飯，始終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西方商業國家是靠人吃飯，靠冒險吃飯，靠交易吃飯，民眾的素質決定了商業政府的高效與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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