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再往東到中國，“物貴人賤”的模式就進入新的級別。 中國人長期生活在愚昧貧困之中，凝聚了眾多的生存“智慧”。 比如說，蘇聯人吃不上牛肉，連黑麵包也吃不上，那隻好吃白麵包。而進入communist社會，中國人別說吃白麵包了，連粗糧都吃不飽。 中國人條件好的時候，就吃西方主要用於飼料的玉米窩頭等粗糧。 條件不好的時候，連玉米窩頭都不夠，只能喝玉米麵湯，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玉米麵糊糊。 當然，如果碰到類似於60年大饑荒的情況，連玉米麵糊糊都吃不上。在60年的時候，出現過在黑市上，10元人民幣買一塊餅子的情況。 而當時，一個青壯年農民就是天天出工、幹最重的農活，一年可能也掙不了10元的工分。一年辛苦幹農活，連個餅子可能都買不起。也就是說，中國的“物貴人賤”已經到了一個更強的級別。 當時，不少農村只要有糧食吃，就把女兒嫁出去，讓女兒能夠吃上飯，不被餓死。 在communism中國曾經很流行的“憶苦思甜”會上，農村領導要求農民們控訴“舊社會”的苦，訴說“新社會”的甜。 農民就說60年餓死人的時候，狀況如何的慘，然後被領導制止。這樣極端“物貴人賤”的生活，對於農民來說可以忍受，但是相對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變得難以忍受。 隨著城市人口爆炸，開始communist中國用“上山下鄉”的方式，將青壯年城市人口剝離到農村或者邊疆，讓城市青年人也接受比城市“物貴人賤”程度更甚的農村“再教育”。 這時候，很多農村幹部睡城市女學生的目標，不用離開農村就實現了。 最初，城市青年可以透過受騙上當、或者被強力壓制的情況去農村。 但是，“上山下鄉”10年後，城市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 透過“45”的表現，說明民眾情緒已經到了忍耐極限，已經不懼怕恐懼，冒著生命危險發表自己的想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communist中國被迫進行改革開放，緩和已經極為尖銳的社會矛盾。 於是，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communist中國逐漸允許農民自己決定怎麼種糧、種多少糧。 經過幾年的時間後，糧食供應開始變得寬鬆，黑市上的糧食價格逐漸回落。 同時，國家開始給城市人口增加收入，“物貴人賤”的極端情況開始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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