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早就明白地奏報要裁軍，只不過暫時推遲一下而已，朝廷何以便如此急不可待，視湘軍為眼中釘、肉中刺，非欲拔之而後快呢？即便要這樣做，堂堂皇皇地下道御旨不很好嗎，為何要行此卑劣陰險的伎倆呢？他為朝中最高決策者這種有失君子風度的做法感到氣悶。轉而他又想，歷史上所有號稱有作為的君王，哪一個又沒有陰一套、陽一套、君子一面、小人一面呢？對照自己，自從離開翰林院，進入六部衙門以來，尤其是這些年帶兵打仗，在與各省督撫、各處統兵將領間的周旋之中，陰的一面、小人的一面幹得還少嗎？更何況，大清自立國以來，軍隊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現在一下子有十幾萬軍隊由私人招募組建，他們能征慣戰、驕橫跋扈，如山如海的財富可以隱瞞不報而據為己有，如錦如繡的六朝古都可以一炬焚之而棄之不惜，這樣一支軍隊偏偏又掌握在漢人手中，朝廷能不擔心嗎？不撤掉它，太后、皇上能甘食安寢嗎？這樣一想，曾國藩釋然了，心中的委屈感大大減弱。他決定以異常鎮定的姿態，對官文、沈葆楨不採取任何行動，安安靜靜地在江寧城裡等候著太后、皇上對蕭孚泗一案的處理。他推測不致於給蕭太大的難堪。萬一事出意外，為了曾國荃和吉字營的聲譽，也為了他自己的聲譽，他將要為蕭孚泗一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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