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內憂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詡，以成大用。所謂唇吻韜略，竟成金紫之資，亦為殺頭之源。這些人中，好壞參半，賢愚夾雜，熊廷弼、楊鎬、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楊嗣昌、熊文燦、洪承疇、陳士奇、陳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時的文人統帥。特別崇禎一朝，由鄉試而至巡撫大員者竟多達十人（崇禎以前整個明朝間僅有三人）。也算是“時勢造英雄”吧，“知兵論武”在時勢多艱的情況下比走科舉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陳新甲、何騰膠、宋一鶴、丘民仰、劉可訓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兩、三年就做到別人正常途徑要在官場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文人“論兵”、“知兵”這種高階“玩票”，只有明末這種衰世才會特別突出。當然，比起南北朝時期和“戎服講經”，明末士人要踏實一些。可悲的是，在熱兵器逐漸成為主流的時代，士大夫們仍然把“韜略”當作萬能藥劑，醉心於“諸葛亮”的帷幄算計之戰，卻忽力略了武備和士氣的重要性，本末倒置，還沉浸於“羽扇綸巾”於談笑間讓強虜灰飛煙滅的夢囈中，此種傳統儒學陳舊意識導致的虛驕習氣，也正是他們大多下場悲慘的主要原因。

歷史機會的一再喪失，明朝，不能不亡！

日期：2006-12-29 9:36:17

殺人如草不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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