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象任正非、宗慶後之類的競底者，也是用競底來對待宏觀環境的變化：只要環境許可，就儘可能地掙錢，不放棄最後一個銀子；一旦覺察環境瀕臨底線，馬上手持早已備好的綠卡或他國護照，飛去大洋彼岸，以保全人財，因此他們對改善宏觀環境，只認為是純付出的成本，興趣索然。

中國競底者在對下屬洗腦時，很愛談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他們最喜歡喊的口號是“大河有水小河滿”，想必任正非也經常喊。但他可曾把這句口號，用在宏觀環境和微觀發展的方面？因為沒有宏觀環境的制度和文化保障，任何微觀的一時發展（即華為今日的強大），也難“逃傾巢之下，豈有完卵”的隱患！

林語堂還說：“至於西方所尊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眾精神、進取意識和英雄之勇氣，中國人是缺乏的。他們…只感興趣於這個尋常平凡的世界，所以他們有無限之忍耐力，不辭辛苦地勤勉於責任心…專以適合於艱難的環境中尋求幸福，吾們稱之為知足。”

顯然，這種沒有底線的知足，正是一個最優秀被競底者所需要的品質。

“或者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於激流而上的縴夫，他們所能獲得的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

這些上世紀的縴夫，和21世紀埋頭在流水線上苦幹的打工妹們，有什麼區別嗎？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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