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貞觀三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個名叫劉恭的人，脖子上有個“勝”了，也不是是紋身的還是怎麼來的，這個人還得意洋洋常說“當勝天下”，這是什麼意思？要謀反啊？因此官府把他給抓了起來。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後，不以為然地說：“如果他有天命，我也無力剷除；如果他沒有天命，寫了個‘勝’字又如何呢？”然後下令將他釋放。

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獄的時代，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見大，這個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寬大合理得多，貞觀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將五十餘種死刑條款減輕一級，廢除肉刑，改為流放，並不使用酷刑。現在一些電視小說將凌遲酷刑也套在唐帝國的刑法上，其實是根本沒有的。

作為擁有無限權力的皇帝，其命令也時常跟法律發生衝突。貞觀元年時，由於百廢俱興，政府要大量選拔人才擔任官職，偽造假冒資歷的人很多，唐太宗大怒之下，下令一經查出即處死。隨即有人被查出，唐太宗馬上想處以死刑，但是大理寺少卿戴胄卻只將此人判處流放之刑。唐太宗很不高興，找來戴胄責問，戴胄十分勇敢，對皇帝說：“依據法律條文，應該判處流放。”李世民怒道：“我是有言在先，現在你要遵守法律條文，卻讓我失信於人嗎？”戴胄不慌不忙地說：“陛下的敕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法律條文則是國家所頒佈，應當取信於天下。陛下只是對官員候選人的欺詐行為十分憤怒，因而想殺了他們。現在依據法律條款，是不可能判處死刑的，應該以法律的裁決為準繩，這是為陛下與國家維持大的公信。”李世民的非凡之處，在於他的皇權雖然凌架於法律之上，但是他深知法律是治國之根本，所以他轉怒為喜，讚揚戴胄：“你能公正執法，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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