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仍是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司馬光等人的話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況是什麼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階層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為什麼連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對變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該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趕走司馬光等一班重臣後，給朝廷裡補充了一批新鮮血液。他考核幹部的標準只有一條：絕對支援變法。除了這一條，什麼人品啊、能力啊等標準都可以適當放寬。這樣做的後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諛奉承之人進入領導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宋史》奸臣榜。雖然不排除撰寫《宋史》的舊黨以黨性代替人性，可他們這些人在當時確實做得比較過分——前面說到的“烏臺詩案”，就是他們一手炮製出來的。

這事兒可以多說兩句。

“烏臺詩案”爆發後，蘇軾被逮捕，與他關係密切的朋友，如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牽連。當時賦閒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後，也連夜派人進京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的小命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經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呂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官員。但他後來為求自身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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