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的這段話代表了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對戰前日本的印象，對其所構成的威脅持淡漠的態度。這讓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憂慮。後來率先對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整體報道的英國記者田伯烈曾有過這樣一段專門論述：“中國已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態，與全世界的人們——不管是集體安全主義者或孤立主義者，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必須樹立永久的集體安全制度，以保護愛好和平的國家，使其不受侵略。然後，我們才有和平的希望。我們必須覺悟到休慼與共的至理精義，然後我們才能消滅戰爭的陰影。”但是，當時的西方國家卻看不到這一點。

對中國而言，進入1937年，在日本的步步緊逼下，局勢到了“最後的關頭”，民族亦到了“最危險的時刻”。7月7日，中日戰爭終於全面爆發，後蔣百里將軍依據在日本的見聞，以及多年來對日本民族、社會、政治、文化和軍事的觀察，迅速寫成《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談到中日之戰時，蔣將軍這樣寫道：“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它講和！”

在1937年，總體實力羸弱的中國，在沒有一個真正盟國的條件下，仍決心抗擊日本，與之一戰。在全面戰爭爆發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曾代表該校師生前往華北綏遠前線看望抗日將士時，發表有著名的《告綏遠將士書》，裡面有這樣一段話：“經我們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為我們所有。民族的生存和榮譽，只有靠自己民族的頭顱和鮮血才可保持。這次我看見各位將士塞上的生活，已認識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黃沙的堡壘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認識我們中華男兒還是獅子，並非綿羊。我們全國同胞的熱血，都願意奔放到塞外的戰壕裡，助各位消滅寒威，激盪忠憤。我現在籌俸國幣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殺敵前一醉，但是想起這是長期鬥爭，並非一次的慷慨赴難，所以願將這些小的款項，改為醫藥衛生裝置之用，備各位壯士裹傷再戰。現在整個民族的命運，抓在我們手裡，我們大家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有我們血染過的山河，更值得我們和後世謳歌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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