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村民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觀上並不存在。因而他們需要一個“別人,來替他們識別共同利益。”吳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講到這裡,蕭定忽然發現,其實廢棄的水渠所體現的不是農民的愚昧。而是他們的聰明。這裡面的成本太高。
就好像,如果有人組織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與原來的領導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這樣的組織能不能合法存在?這是對現任領導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戰,這是挑戰現政權,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煩是明智的。
在農村,沒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僅僅靠談判,靠利益3誘,事情簡直就沒有辦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沒有水。靠天吃飯,大家都沒有話說。在互相搭便車、集體磨洋工的時代,這是社員非常熟悉的心態。在那條廢渠下邊,就埋藏著許多利害計算,因為帳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樹小設施的建設、收費和管理,具有鮮明的公共產品的色彩,因此政權的介入,強制力的介入小實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佈格局下,主流辦法還是手握政權的英雄的介入。
所謂村級民主選舉,由於縣鄉政府的財政壓力過大。村級政權負擔著替上級政權榨取高額稅費的功能。上級政權不敢放鬆對村級政權的控制權,因此村級民主選舉往往流於形式。
民主在本質匕不過是一種公共產品的交換機制,一些事情自己幹不了。需要一個公僕替大家辦小因此就要一邊指揮並監督公僕。一邊給他公平的報酬。小農經濟很難自發地產生超家庭的合作組織,維持這種組織的費用太高了,談判的費用太高了,監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於是這樣的組織在歷史上就難以出現,出現了也未必可以長期維持。維持下來的往往要憑藉霸權,並且難免腐化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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