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甫一結束，奧威爾發表了一篇文章，《報復是酸的》。指出：“報復”這回事，根本無法成立，因為牽涉其中嚴重的邏輯自我矛盾。人只有在無法報復時，才會生出報復的慾望與情緒。等到報復那刻真的來臨時，報復行為不可能帶來報復的快感，只會有事過境遷的悵然與疲憊；所以說，報復必然是過時的、發餿的，是“酸的”。

這一點，金庸與奧威爾的觀點是相通的。‘報復’‘復仇’是武俠作品最重要的主題（或之一），金庸筆下的復仇英雄在誅殺仇敵之時與之後，多數得不到真正的快感與安慰，只有事過境遷的悵然與疲憊，他們的感受，是酸的，不是甜的。這是金庸小說在思想意識方面較唐傳奇、舊武俠和梁羽生們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眼中的奧威爾，“對人類狀況感到憐憫，但對個體的人卻沒存多少憐憫之心”，金庸呢，‘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金庸的此一喟嘆，我相信確乎發自內心，卻並不妨礙金庸對內地的其弟其妹還有他的前妻朱枚的漠不關心。

關心人類的同時冷遇自己的親人，除了奧威爾與金庸，還有許多人，例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布萊希特，都有這樣的特長。

2007、3

網友“凹凸天空”，曾以《笑傲》第一回為例，談時代背景問題，轉貼於此：

《笑傲》開篇：“福建省福州府西門大街，青石板路筆直的伸展出去，直通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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