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過了七天，清廷接到曾國藩的答覆之後，立即下旨：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

就這樣，左宗棠和曾國藩走到了一起。

有人說，在樊燮案中，那些積極救護左宗棠的人裡，也有曾國藩，依據就是曾國藩上面這篇奏摺。筆者以為，這種說法其實是不能成立的。

所謂“國家不可無湖南，湖南不可無左宗棠”，或許有誇張之嫌，但如果改為“湘軍不可無湖南，湖南不可無左宗棠”則是一點都不過份的。湘軍自成立之後，長期從湖南獲得大量的兵員、軍餉、船炮、兵器和其他物資，僅咸豐五年十月到咸豐八年八月，不到三年時間，湖南就派出大批部隊“帶餉隨證”支援江西，僅此項支出就將近三百萬兩，超過湘軍從任何一個省份得到的支援，從而大大改變了江西戰場的形勢。這一切，當然和左宗棠在湖南的經營有關，正是由於有了湖南這樣一個十分鞏固的後方基地，湘軍才可能有了以後的發展壯大，左宗棠在湖南的工作，實際獲益最大的人正是曾國藩。

但是，在樊燮案發生之後，曾國藩並沒有像駱秉章、胡林翼和郭嵩燾等人那樣積極奔走呼號，而是一直持觀望態度，沒有做過任何實質性的營救工作。按照清廷對他的倚重，以及湘軍確曾多多獲益於左宗棠的事實，如果由曾國藩出面說話，應該比上述任何人都有說服力得多，效果當然也會好得多，然而，曾國藩並沒有這樣做。當左宗棠面臨生命威脅，走投無路的時候，他也不願對左宗棠提供長期的庇護，根本沒有打算讓左宗棠在自己的大營裡過多地“勾留”，只是礙於方方面面的關係，不得不接待一下而已，對於左宗棠的生死，曾國藩的態度只是觀望。如果他們之間果真有深厚情誼，這種狀況當然是不可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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