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典型的例子是，“咸豐七年(1857年)，駱秉章用左宗棠議，首減湘潭浮折漕糧，定軍需公費，先私取十五者，率改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時湖南阻亂，事專於巡撫，秉章決行之，遂改漕章，歲增銀二十餘萬，民乃得減賦數百萬。”這樣的大規模的動作，無疑極大地影響了某些人的收入，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盼望對湖南當時的現狀進行改變，要實現這種改變，最便捷的途徑，莫過於對駱秉章身邊倚重的人下手，打破駱左聯合的結構。

儘管在湖南乃一人之下的身份，但實際上理應由藩司掌握的人事、財政大權統統旁落，不能過問，而文格本來就比較貪婪，他後來擔任山東巡撫，為了彌補在湖南期間的損失，變本加厲地索賄受賄，甚至連他的門丁都拼命向前來辦事的人索要門包，因為做得太過分了，終於被人告發，最終受到降三級呼叫的處分，連山東的藩司、臬司都跟著受了連累，同樣被降了三級。當然，這是後話，與這裡要討論的問題無關，但是，一個這樣的人，無法長期忍受駱秉章和左宗棠聯合行政的現狀，則是毫無疑問的，自己的切身利益，顯然要比他跟左宗棠的那點交情分量重得多。

於是，文格就利用他在官場中的地位，開始頻頻發力。[待續]

日期：2010-10-08 18:37:00

[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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