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十分擔心：“滌公此時想已聞訃，當時事艱危至極之日，恐未能以丁憂謝兵柄，廟堂亦未必許之，然而苦矣！”

令左宗棠根本沒有想到的是，曾國藩接到家信立刻匆匆寫了一個報告，奏請開缺，不待批准就離開軍營，並請求讓他的弟弟曾國華從瑞州起行，回籍奔喪。

臨行之前，曾國藩草草作了交代，將所統外江水師十五營、內湖水師八營交由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總統、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理；江西水陸諸軍及各省援師，由西安將軍福興與江西巡撫文俊會商辦理。這樣一來，不僅使湘軍各路人馬失去統一指揮，並且，福興和文俊並非打仗的將才，跟湘軍之間的關係也成問題，根本指揮不動，這種安排當然是行不通的。咸豐接到這份奏摺之後，一方面不得不被迫賞曾國藩三個月假期，四百兩銀子，讓他回籍治喪；另一方面則將上述處置改為曾國藩所帶之湖南兵勇，暫交其弟曾國華統帶，等曾國藩銷假回營之後，曾國華再回籍，後來又考慮曾國華職位較低，另派楊載福就近統帶，彭玉麟協同排程。

封建社會，當然極重視父母喪事，然而，和前方整個戰局的勝負相比，這畢竟只是個人的家務，孰輕孰重，是非常清楚的。曾國藩的母親去世時，他就奉咸豐的命令，“奪情”離家，組建湘軍。後來的李鴻章，父親去世時本人近在咫尺，卻依然在安徽巡撫福濟帳下贊劃軍務，堅持“上班”，兩年之後，福濟讓他回家守制，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公事的李鴻章，依然不僅沒有回家，反而離開安徽去了鎮江，遠走他鄉；在母親去世的時候，他也只回家中待了很短的時間便去了上海。可見，“守制”問題應該視具體情況而定，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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