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鴻陵縣造紙廠上丨訪丨的工人，由於前一天累了一天，大部分人都沒有按期到達省城，內部意見出現嚴重分歧，果然如李鰍生所料，這些工人都陸續結伴打道回家了。只有一個蓬頭垢面彎腰駝背的老人拄著一根柺杖，顫巍巍地來到省政府大門前，固執地杵在那兒。柺杖上獵獵飄揚著一面小旗幡，旗幡上寫著“當官的兒子啊，相信你會為老子做主！”有一個年輕的武警戰士不敢造次，連忙細聲細氣問他老人家兒子是誰，老人支支吾吾的說不出個所以然。另一個年紀稍長見過世面的武警戰士聳聳肩笑道：“不用問了。有些首長不是經常說——我是人民的兒子嗎。這老頭八成有病，真的以為……”話剛落地，一輛標著某某精神病院的救護車嘎登停在面前，衝下來幾個大漢，把老人抬到車上，絕塵而去。

我記得在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讀到直子和玲子生活的精神病院時，會為那種單純的美好所吸引，生活簡單得只剩下呼吸與存在。

也記得在看罷《飛越瘋人院》之後，臉龐的兩行清淚。患病的究竟是社會，還是個人呢？看看時下，“精神病”竟然成為了一種躲避矛盾的藉口，上丨訪丨者是精神病，殺人肇事者是精神病，跳樓自焚者是精神病。那麼究竟還有多少社會制度設計缺憾所帶來的行為被冠以“精神病”的名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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