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國際遊資往往是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與禍首。數萬億美元國際遊資可以將任何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沖垮。無論是債務危機還是貨幣危機，都與利用外國資本的方式不當有關，特別是房地產投資、證券投資、短期外債等間接投資或遊資往往是禍首。如拉美在債務危機前對外借款超過3000億美元、俄羅斯在1998年10月前後有200億美元流入，泰國、印尼、土耳其危機前的外債分別達到近1000億、1500億、1100億美元，債務率很高。資本市場的開放也為國際熱錢進出提供了通道，如同斯蒂格利茨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總結：“資本賬戶自由化是導致危機的唯一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現資本加速外流，就會引發支付危機。

⑤ “金融不穩定”決定了政府調節的必要。實踐與理論都已說明，金融天生具有“不穩定性”。費雪、凱恩斯、明斯基等著名經濟學家發展並完善了金融不穩定理論，金德爾伯格用該理論檢驗了100多年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其正確性。索羅斯根據其自創的“反射性”及“徹底的可錯性”理論，論證金融市場不可能達到均衡，而是處於不斷的“盛—衰迴圈”，市場原教旨主義是錯誤的。人們也發明了“隨機遊走”（Random Walk）、“非理性”、 “過度交易”、“羊群效應”、“蝴蝶效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等生動詞彙來描述房市和股市特點，信心、預期、跟風經常成為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主宰。比如日本、拉美、東南亞等地的房價股價危機前都會翻幾番，危機後都下降了70—90％，美國、臺灣、日本等很快都回到幾年前開始上漲的水平。因此，房市股市是容易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有必要進行合理的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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