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北京時，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先生第一次見面，他看我來自農村，便說他身邊有許多農民家庭出身的年輕學人，他喜歡和這些淳樸的人交往。但他也發現一個現象，儘管這些人都很樸實、很勤學、很善良，對農村生活也有很深的體驗，但他們在學術上所做的題目、他們的研究方向，卻幾乎沒有一個人與農村有關。他問我這是為什麼。

當時我沒能回答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正式回答過錢先生。後來，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個是表層原因。一個人進入體制以後，要按照這個體制的遊戲規則來運轉，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保證自己的前程。三農問題長期以來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和政策問題，學者很難插手。只有在國家提倡的學術領域從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經費，才能產生影響，才能成為學術權威，才能擁有謀生和安身立命的資源。如果單槍匹馬地開創學術的盲區甚至禁區，豈不前途渺茫？這個問題太現實了。

第二個原因則是深層次的。一個人內心最沉重的東西總是最不願意輕易面對，既然沒有力氣撫平自己內心那慘痛的傷痛，除了迴避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我們這些從農村考學出來的人，回到村裡相聚的時候，一般不會談論鄉間的事情，因為我們對這些實在無能為力，除了痛苦只有絕望。我們寧願將這痛苦和絕望壓在各自的心底，而不願意老在唏噓感嘆中相互感染。這跟我們在城裡不敢研究三農問題是一個道理。那些苦難絲絲縷縷連著我們的心，連著我們的肺，連著我們的傷肝苦膽，無論抽出哪一根絲，都洇著我們的鮮血，根本無法拉開理性的距離予以審視和梳理，學術研究也就無從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後，內心的傷痛感也許淡漠了一些，但那時候已經接近人生的黃昏，哪裡還能從頭收拾關於農村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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