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孔子就是這樣認為的。

為了處罰而特意臨事制定法律，常常使人們處於無名的恐懼之中。當然，這會造成一種印象：官越大越厲害。

想想我們看過的歷史劇就很清楚了，皇上想讓誰當官就讓誰當官，想殺誰就殺誰。完全是一句話，啥法不法的。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早期就是如此。

因此，公孫鞅把法律公開，應當說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時代眼光的事。

公孫鞅當時公開實行的是李悝制定的《法經》。

法律這種東西，沒有必要自己完全製造，別人的只要好，拿來用就是了。

公孫鞅就是這種觀點。

既然魏國的《法經》經過實踐證明是一部很不錯的法律，我們為何還非要再重新制定一部法律呢？

公孫鞅為了把在秦國實行的《法經》和魏國實行的《法經》相區別，他大膽創新，把名稱改了。

魏國稱《法經》，我們秦國不稱《法經》，我們稱《律經》。

把“法”改為“律”，這是重大變化。

其他的變化還有：制定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連坐法。

何謂連坐？

簡單來說，就是把幾家看成一個共同體，如果其中的一家中有人犯罪，其他幾家不檢舉告發，那麼所有的共同體成員要一同治罪；窩藏壞人的情況同樣。

連坐法後來被歷史上的許多朝代沿用，可謂開中國惡政之先河。

客觀來說，連坐法在許多情況下確確實實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例如，在戰場上，沒有人敢不努力向前；在鄉村，沒有誰敢包庇不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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