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都對大宋物美價廉的鍋碗瓢盆、服裝鞋帽、雨傘箱包讚不絕口，就好象大宋的領導對進口的豪華馬車、精美摺扇、象牙、犀角、珊瑚、瑪瑙讚不絕口一樣。

(詳見《宋代明州海外貿易發展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作者 朱愛武，寧波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

跟大宋領導不同，那些外國人很摳門，價格稍微高一點，他就不買你的了。

他們抱著嫖客一般的惡劣態度：這點玩意誰不會，爺找你就是圖個便宜。

好在大宋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什麼東西都很便宜。

別人賣一塊，我兩毛就賣，不由得你不動心。

而擁有這個優勢的關鍵又在於，大宋人比什麼東西都更便宜。

別人給一個月一千文，我最多給你五百，愛幹不幹，反正進城農民有的是，不由得你不就範。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經濟模式屬於典型的不可持續發展。

因為自然資源不是人，不可能永遠再生；

同時人不也不是自然資源，忍耐能力是有限的。

果然，到了北宋末年，老一代農民還無所謂，城裡出生的農二代都受不了了，寧肯進黑社會也不進工場。

於是就有了民工荒。

於是工場不得不提高工資。

於是大宋的對外貿易就完蛋了。

這樣來看，大宋的經濟困境屬於情理之中，沒什麼奇怪的。

因為假如勞動力便宜就是王道，那麼顯然奴隸社會才是最優越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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