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誰也不願見到這種悲慘的世界。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將會看到，秦始皇還真下了真功夫來整肅他的官僚系統。

在審判制度中，秦廷對官吏在執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作出嚴格而細緻地規定，亦可看作是帝國統治者為此而作出的努力。

這一點在劉邦一案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劉邦因亭長身份而擔心受到“重坐”。

所謂“重坐”是指，重刑處罰。

由此可見，秦始皇痛恨這樣一種現象：身為國家官吏，知法犯法。

從重處理，從嚴處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秦始皇極力想打造一個廉潔高效的國家官僚體系，正如荀況當年在秦國看到的一樣。

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夢想。

雖然這一夢想似乎並未實現，但絲毫不防礙此一夢想的偉大。這正如山的偉岸，並不是因為樹木，而是因為自身的雄厚一樣。

有點扯遠了，回到正題。

量刑之後，緊接著就是宣判，此一環節稱為“令”，意為宣告，相當於現在的判決。

和現代一樣，在宣判這一階段，秦世也是很人性的，如果嫌疑人對判決持有疑義，可以有上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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