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福建的政局有了大變化。該年二月，熊文燦由於招撫鄭芝龍、剿滅海寇有功，被遷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福建巡撫一職改由鄒維璉出任。隨後鄭芝龍被調往福建、江西、廣東交界地帶，鎮壓流寇鍾凌秀。這對荷蘭人來說，絕非好訊息，後來他們寫道：“我們的盟友一官憑其智慧和勇氣消滅海盜之後，中國皇帝下旨令其由海岸遷入內陸，以武力去懲罰那些造反之徒（指鍾凌秀）。……從而使我們失去一位可信賴的朋友，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或是巧合，或是有人預謀，以削弱我們的力量而對我們施加壓力，最後使我們全面瓦解。”

荷蘭人懷疑鄭芝龍突然被調往內地鎮壓鍾凌秀的叛亂，乃是官方有意找藉口將他從廈門、安海調走，以此來禁止荷蘭船隻進出中國海岸。這個懷疑是有依據的。荷蘭與中國之間發生的貿易，從來都不是正常化的貿易，沒有合約文字，也沒有具體條款，只有福建官員的口頭承諾。鄭芝龍能為荷蘭人開啟方便之門，自然是出於熊文燦的默許，可是如今熊文燦離開福建了，換了個巡撫大人，一切規則又要重新制訂了。

在鄒維璉接任福建巡撫後，鄭芝龍苦心經營的關係網由於人事變動而變得不那麼牢固了。新巡撫上任後，先燒了三把火，對鄭芝龍縱容荷蘭人的行為大加鞭撻，後來他在《奉剿紅夷報捷疏》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迨鄭芝龍之剿鍾斌、李魁奇也，夷頗有力焉！芝龍德之，情緣難割。於是，歲歲泊中左，前撫諸臣以夷未易當，姑以不治治之。而夷益大膽無忌，奸民居停，恬不為怪，甚至酋長乘大輿，常遊安海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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