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便是荷蘭佔所臺灣大員的問題。對於福建當局來說，他們意識到要徹底把荷蘭人趕走是很費力的事，因此便想了一個折衷方案，把中國的土地分為“汛守之地”與“非汛守之地”，如果是“汛守之地”，便不充許荷蘭人駐留，這包括所有大陸部分與沿海島嶼，而“非汛守之地”則是孤懸海外又無駐軍的島嶼，這又以臺灣島為代表。對南居益來說，臺灣不過是未開化的地區，即所謂的“未化大島”，不妨暫時借給荷蘭人停泊。在一份奏搞中，南居益是這樣寫道的：“（荷夷）寄泊東番（即臺灣）瑤波碧浪之中，暫假遊魂出沒，不足問也。”

允許荷蘭人撤退到臺灣，這麼一個重大事件，在南居益看來卻成了“不足問也”的小事。這可以看出當時官員對臺灣島的認識有其侷限性，認為不過是個荒島，對其戰略、經濟等意義嚴重估計不足。在這一點上，南居益與前任巡撫商周祚是不謀而合的：“但不繫我汛守之地，聽其擇便拋泊。”這種說法含糊不清，後來差點導致臺灣從中國領土分離出去。顯然福建官方的態度避重就輕，從文字表面意思來看，是允許荷蘭船隻停泊，可是既然船隻可停泊，那勢必荷蘭人就可以長期呆在這裡，而且對荷蘭人在臺灣的行動有哪些限制，都沒有做出嚴格的規定。西方國家在條約或協定中，對細節十分注意，往往考慮十分周到，而明帝國這種粗放式的辭令，埋下無窮的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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