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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之間，一個多月過去。

時間很快來到了民國29年（1940年）元旦。

常校長照例釋出了新年文告，號召全國軍民堅定決心、繼續抗戰。

到這時候，抗日戰爭已經進入到第四個年頭，日軍雖然已經停止了正面戰場的攻勢，但是中國的處境卻變得更加的糟糕。

一個最為淺顯的事實就是，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各項開支卻是劇增。

官僚統治集團的貪汙腐敗，相比抗戰全面爆發前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在陪都重慶，權貴集團的各種醉生夢死、夜夜笙歌，不由得不讓人想起杜牧一首名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陪都重慶是一派亡國景象，前線更糟！

日本的和談其實只是假象，他們的真正意圖卻是誘降！

誘降的物件也分級，最大的目標當然是常校長，但是日本人對常校長基本沒有抱什麼期望，他們的真正的目標，是手握大權的國民黨高官，以及前線手握重兵的國軍高階將領，這些人才是日本政府的重點誘降目標！

為了誘降這些目標，日本政府也真是不惜血本。

不過效果也是極好，從38年的下半年開始，便陸續有高階將領投敵，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個叛國投敵的高潮。

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何行鍵、晉綏軍副師長蔡雄飛都在這時候投敵，跟隨他們一起投敵的還有好幾十萬的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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