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需要補充的地方在於，在考慮稅政問題時必須結合社會福利自身的特性來認識，不可犯僵化的錯誤。比如，福利保障公認是一種“生產性投資”，現代福利國家提供給國民的福利多數可歸類於消費性質，所以拉弗曲線會發生變化，具體來說是在座標軸上右移，斜率有變化，頂點會升高，不能簡單地以為社會保障稅的開徵（體現為宏觀稅率的上升）就必然導致經濟損失活力，進而政府實際稅收水平下降。此外，教育水平被公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最重要的內生力量源泉，一本萬利的買賣，所以透過公共稅收加強在這個領域的投入，從結果上看肯定是刺激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相反。同樣的，為國民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也具有類似的效果，只是不如教育突出而已；恰如個人因體魄健康、精力充沛從而表現出更強的行動力與創造力一樣，國民醫保水平發達的國度必然比看不起病、死不起人的“東亞病夫”在發展前景上更光明。再比如，傳統的稅政研究通常更多的考慮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儘管關稅是涉及國際貿易的），而當代的經濟體系顯然在開放性上不可同日而語，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一國稅政格局之部署與調整必須考慮更多的國際競爭因素。在教育、科技與社會體制具有突出優勢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或者經濟體維持相對較高的稅收水平以實現高福利保障，同時保持很高的國際競爭能力是可行的，北歐國家、德國、法國、英國，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的實踐都支援和闡釋了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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