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的越管得多，老百姓就越是苦難，這可不是信口開河。比較一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農村的情況就知道了。本人有切身體會。同一塊地，同樣的人種，生產力不但沒提高，反而降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生產隊裡都有拖拉機，包產到戶以後倒還沒有多少人用這玩意兒），人不但沒幹得多，而且幹得比以前少得多，可為什麼一夜之間，以前天天吃不飽，以後卻連農家養的豬都吃得比那時候的人好？這個問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多解釋我認為都比較牽強，經濟學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當然，當官的瞎指揮，而且拒絕承認錯誤，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人只有為自己幹才幹得好，也是一個大原因，就象現在國有企業的死症一樣。

其三，與以上兩條相關，柏楊先生很推崇英雄和能人們，因為他們勤勞嘛。比如說前秦的王猛，他是個能人，有缺點大概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我個人不敢苟同柏楊先生。三國時，四川如果沒有諸葛亮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大概要幸福得多，史書就說，川人不喜歡打仗。這種能人實際上就是大折騰，除了讓杜甫之類的失意文人拿出來意淫一下，又有什麼價值呢？實話說，對老百姓來說，這樣的英雄死一個少一個。布魯諾的名言“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可悲的!”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

這是在下與柏楊先生的主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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