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工農差距、城鄉差距不大。中國這兩個差距以前就很大，集體化以後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縮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現在據說正在縮小，我個人卻感到仍在拉大。蘇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已經不用再從農業身上汲取剩餘，工業開始反哺農業。中國則一直拖到2000年以後才真正實現了反哺。

——蘇聯集體農莊實質上是農業國有企業。種什麼，何時種，領導說了算。種錯了，輕則丟官，重則坐牢。由於國民素質較高，集體農場又易於管理，他們的計劃雖然有時荒唐，但總算是一個計劃。而在中國，由於生產力水平低，國情複雜外加幹部素質不高，說實在的，如果在中央層面還勉強叫做“計劃”，到了下面，實在沒有什麼計劃可言。中國農村的計劃經濟，遠看是“運動”經濟，近看是“命令”經濟。我個人判斷，中國農業就是一種處於行政命令干擾之下的自然經濟。記得以前見過五十年代的中央檔案，明確要求全國翻地要翻多深、翻幾次、施多少糞肥，等等。

這麼看來，似乎中國的集體化沒有什麼好了。我認為，也不應該對人民公社模式的集體農業一概否定。我知識所限，認為它至少有以下幾個歷史作用。

一是實現了汲取積累的目的。集體化使農民喪失了土地所有權，自然也沒有了要求相應收益的權力。再加上工農業價格制定的剪刀差，使農業積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業。國家不與小農交易，而與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總之，這是人民公社制度設計的目的之一，這個目的是基本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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