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親歷過八十年代的整頓，但我親歷過一場2004年的某地礦業秩序整頓。省上領導一批示，半年整頓，民營小礦山以及圍繞它們的運輸業和服務業，死掉70%。當時，社會觀念已經很開明瞭，法治已經比較健全了，尚且如此。此前的情況肯定更慘烈。特別是1989年至1992年期間，當時報紙電視上點名指出，個體和私營經濟都是和平演變的經濟基礎。這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一直在想，就溫州家庭作坊當年那個弄法，沒有被政府出手整死，簡直是個奇蹟。30年間，假如任何一任領匯出手，溫州模式可能就完蛋啦。假定每任領導幹六年，應該有五任領導；假定每個領匯出手的機率都是三分之二，不出手的機率是三分之一。那麼，連續五任領導都選擇不出手的機率，是三分之一的五次方：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換一句話說，溫州模式生存機率應該不超過千分之四。我靠，不容易啊！

我這個演算法，是一個孤立假定。若真是這樣，那中國經濟就沒有今天了。實際情況是，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環境確實很艱苦，但存活率沒有低到這個程度。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各地政府之間的發展搏弈，為私營企業創造了謀求生存的空間。這個，倒有點像當年資本主義在歐洲馬賽克式的封建小國中間的境遇。

改革開放三十年，在九十年代朱老闆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前，主要體現為中央權力向地方的轉移下放，所謂“放權讓利”；而在分稅制以後，中央透過集中財力，逐步增強自身的權力，地方力量相對下降。“跑部錢進”越來越重要，還跑出來一大堆駐京辦主任。但是，無論是分稅前後，這三十年都是中央與地方利益深刻調整、各地政府之間激烈博弈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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