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憑空胡想的。實際上韓國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他的重工業雖是私人股份制，但確實是國家扶持的結果，而輕工業和城市工商業一直在同步發展，拉動就業，保障了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實現城市化。漢城現有規模一千多萬人口，成為世界著名大城市。

而我們的實際情況是，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打壓了經濟活力，造成城鎮就業下降。這迫使3000萬以上城鎮人口（多數是青年人）流向農村，城鎮化停滯不前，城鎮消費市場長期不振。消費不振又使輕工業不振，對上游生產資料的需求不旺。這樣，重工業又沒有市場拉動，只好靠國家訂單過日子。大量城鎮勞動力下鄉，問題不只是偷老鄉幾隻雞那麼簡單。他們把農村勞動力都堵在了鄉下。中國農村本來就人滿為患，現在又缺乏城市拉動，還要給工業輸血，想要發展，非常困難。為了防止這種困境引發社會問題，政府又利使用者籍制度建立了城鄉壁壘，這種二元結構問題到今天都沒有解決掉。

總之，中國捱到1979年，情況真的很糟糕。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感到積重難返。用小平的原話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們經常自然而然地把這個局面歸咎給四人幫和文革。其實，這不是政治運動直接造成的，而是1950年代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的形成也算是個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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