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朗之後，起初有些新鮮，但漸漸也就麻木了。我們一般兩個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單，下面的同事並不見得非常熱情，彬彬有禮地和我們保持著適度的距離。雖然都是省上來的幹部，但下派幹部和來檢查工作的幹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樣的。從省上到基層檢查工作時，基層的幹部對省上幹部的稱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體職務，就一律稱“領導”，我記得當初剛上班不久跟隨蔣處長到巴中開過一次會，被當地幹部左一句“領導”右一句“領導”地叫得很是順耳；如果知道職務，部長自然還是喊部長，處長自然還是喊處長，但普通幹部的喊法，卻頗有講究，假比說，你是個主任科員，他們喊你時，就特意把後面的“科員”二字省略，簡稱“主任”，假比你只是個小科員，他們也有辦法，就是在姓後面只加一個“科”字，“王科”、“張科”地喊，給人感覺是“王科長”、“張科長”，自然讓“王科”“張科”們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幹部一般是享受不到這種禮遇的，一來你不是來視察的，是來接受基層鍛鍊的。二來你不是隻在下面呆幾天就走，如果是呆幾天就走，場面上奉承你兩句，即便沒有好處也無妨，反正拍幾天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誰願意拍一年勞而無功的馬屁呢？

當然，他們也不會待你太差，就那麼尊重而客氣地維持著一種和和氣氣的關係，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讓我頗有些後悔報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後來的日子久久遺憾的是，下派期間，資訊的封閉使我更為疏離了股市，而邊遠縣城投資氛圍的極度稀薄，則使我完全覺察不到股市一個巨大的機會突如其來的降臨：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極泰來，在一個月的時間裡由1047點迅速漲到了1700點，如此之快，讓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裡，如果我是在成都，無論如何都會跟風追進，而在遙遠的巴朗，彷彿這是一塊與投機完全絕緣的飛地，我們彷彿置身在一個沒有股市的時代。我呆在這個被“五一九”徹底遺忘的角落，再次與股市的一次大機會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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