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在第一次論爭中虎落平陽，失敗後被迫離開朝廷，王莽執政後立即召回劉歆，倍加信用，在新朝擔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國師，位居赫赫四輔之列。而且正式將《毛詩》、《左傳》、《古文尚書》、《逸禮》等古文經立於學官，從此古文經正式走上政治舞臺，併成為一切安邦治國行動的綱領。

沒有王莽來自統治階層的大力支援而極力弘揚，經秦坑火而岌岌可危的中華文化不會在短時間內，重新得以修復與甦醒。採求闕文，補綴漏遺，將文明的脈搏再次健康起跳，王莽對中華古典文化的修復工程可以說功不可沒。

當然，起主要作用的是當時的社會風尚，或曰思潮。西漢末年，以經治國的理念日益強化，五經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理論源泉，以《洪範》察變，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決獄，以《詩》當諫，幾乎被所有士人階層接受。而在王莽身上，更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儒學情結

周公的“敬德、保民”觀念，孔子的“仁者愛人”、“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思想，充斥在王莽的執政腦海裡，大大豐富了其民本思想。所以，他一方面堅持“以直錯諸罔”的身正令行為政之道，具有嚴格而自覺的自律意識，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努力塑造道德完人的形象，一方面忠於職守，忠於國家，清正廉明，自奉簡約，生活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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