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柳宗元、韓愈不約而同想到了為儒學起弊振衰，欲以一己之力使儒學再度復興。

韓愈選擇的突破點是向繁盛的佛老之學開火，希望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觸排異端，攘斥佛老”，以佛學的彼消，達到儒學的此長。故而，他提出天道論和性三品，乃至最後奮不顧身地上書皇帝《諫迎佛骨表》，認為對待佛教，應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柳宗元卻並不認同韓愈的這一振興儒學的方式。他受母親影響，自幼好佛，因而諳熟佛典，深知在克欲求靜、篤志道行方面，佛儒相通。他認為佛教義理並不全與儒學相沖突，對之進行適當的吸收、融合，反而可以彌補儒學的不足。韓愈的弟子李翱後來從行動與學理上反證了柳宗元這一觀念的正確。

面對佛老，柳氏採取的態度是，兼收幷蓄，和而求同。因為佛學理論中所倡導的不愛為官、不爭能好勝，樂山水喜閒安等等思想，與儒家思想非常吻合，而且，世人所批評佛家的“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其實是一種隔門窺奧的粗暴誤解，佛教不僅講生老病死、苦集滅道，而且他親眼所見，“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

他不同意韓愈將天地萬物的自然屬性與人的社會屬性糾纏一處的觀念，而是認為，天道與人事是兩回事，互不干預，“生植與災荒，皆田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而人事的決定力量是什麼？那就是要靠提倡儒家的仁義道德來加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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