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22 08:34:29

六

由於秦禁焚之令，造成了儒家經典的大規模消亡，所存者也只是隱匿在民間的殘簡斷章，而且由於秦統一文字，也使得漢時學人不辨早期的六國之文。儒學中的《尚書》、《詩經》、《春秋》等等基本是靠儒師的個人理解口口相傳，再由弟子衍生經義而得。這使得儒家經典的闡釋雜亂而無宗。以《春秋》為例，在西漢初年就有《春秋公羊》、《春秋穀梁》，到劉歆時又出現了《春秋左傳》。

自公元前140年，因為當時大一統的社會現實需要，董仲舒《公羊》學派以“援經義以折衷是非”， 力圖在儒家經典中找出解決現實問題，使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者終於實現多年來的願望，儒學從此獨佔國家意識形態寶座。準確說，是《公羊》學成為西漢的統治學說。

但以《春秋公羊傳》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義作為國家行政指南，尤其是司法實踐的膠注鼓瑟行為，帶來的後果是，儒生不顧社會現實的變化與需要，濫用經典語錄，牽強附會，僅僅滿足於引用經典語錄來為現實服務。使儒家經典的闡釋具有明顯的隨意性，產生空疏不實的流弊和各種歧異性的理解。比較典型的，有董仲舒的三代傳人孟卿等人對一些災異現象的分析。

古文經學是否允許被進入官學，勢必成為一場文化之爭，或曰政治意識形態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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